论礼仪的基本结构

作者： 蒋璟萍   来源：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礼仪习惯   礼仪意识   礼仪行为   礼仪结构  

描述： 礼仪道德是由意识、行为和习惯所形成的系统。礼仪意识是人们对礼仪的认识及有关礼仪的思想观念;礼仪行为是表现礼仪观念的个体的、群体的和社会的行为;礼仪习惯是在礼仪意识的沉淀和行为的固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秩序。三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礼仪从观念到行为,从个体行为到群体行为,从一时到永久的过程。

全文：礼仪道德是由意识、行为和习惯所形成的系统。礼仪意识是人们对礼仪的认识及有关礼仪的思想观念;礼仪行为是表现礼仪观念的个体的、群体的和社会的行为;礼仪习惯是在礼仪意识的沉淀和行为的固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秩序。三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礼仪从观念到行为,从个体行为到群体行为,从一时到永久的过程。

礼仪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 蒋璟萍   来源：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礼仪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女性高等教育与社会性别和谐

作者： 罗婷   谢鹏   来源： 高校教育管理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和谐社会   现代理性人格   性别和谐   女子院校   女性高等教育  

描述： 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取决于个体与社群能否达成一种理性的价值共识,其关键在于公民理性人格的培育。性别和谐也是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妇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女性高等教育、女子大学担负着女性理性人格的培养,为妇女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独特作用。

全文：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取决于个体与社群能否达成一种理性的价值共识,其关键在于公民理性人格的培育。性别和谐也是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妇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女性高等教育、女子大学担负着女性理性人格的培养,为妇女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独特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子院校妇女/性别学科建设回顾

作者： 罗婷   胡桂香   来源：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中国女子院校   妇女/性别学科   改革开放   回顾  

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子院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妇女/性别学科在经历了注重女性特色教育和引入社会性别理论两个阶段的学科体系建设之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进社会性别意识在国家决策方面的主流化和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中的主流化,实现全社会的性别平等。

全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子院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妇女/性别学科在经历了注重女性特色教育和引入社会性别理论两个阶段的学科体系建设之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妇女/性别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进社会性别意识在国家决策方面的主流化和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中的主流化,实现全社会的性别平等。

礼仪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 蒋璟萍   来源： 学习时报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报纸

描述： 礼仪促进社会和谐

礼仪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 蒋璟萍   来源： 学习时报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报纸

描述： 礼仪促进社会和谐

现代性的另一种姿态

作者： 罗婷   来源： 浙江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再解读   丁玲   延安   现代性  

描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的名字与左翼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丁玲在20年代刚涉足文坛之时是以一个张扬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而闻名的作家。从她登上文坛之初,丁玲在其小说中即表现了现代性对其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表达了对“理性”和代表进步、文明的“城市”的质疑。而这种文化现代性的立场一直延续到了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本文探讨的两部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一起展现了现代性的另一种姿态。通过对《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包括贞贞、“我”等人物形象的内涵以及贞贞的真正命运结局的研究,探讨了这篇小说中个体解放与群体解放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丁玲对于社会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思想的困惑与反思。《在医院中》则更鲜明地举起了批判的大旗。小说中陆萍的思乡病,恰恰就是文化现代性抵抗社会现代性的一个积极的表现。然而正如小说中的陆萍最终被说服一样,处于延安特殊时期的丁玲最终接受了社会现代性对其文本中表现的文化现代性的规训。本文选取丁玲极具现代性内在自反特征的两部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旨在表明作家在表现自我和展现时代与历史之间充满无限张力,而这种张力和冲突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道风景。

现代性的另一种姿态——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再解读

作者： 罗婷   来源：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在医院中》   小说创作   丁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   社会现代性  

描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的名字与左翼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丁玲在20年代刚涉足文坛之时是以一个张扬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而闻名的作家。从她登上文坛之初，丁玲在其小说中即表现了现代性对其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表达了对“理性”和代表进步、文明的“城市”的质疑。而这种文化现代性的立场一直延续到了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本文探讨的两部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一起展现了现代性的另一种姿态。 通过对《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包括贞贞、“我”等人物形象的内涵以及贞贞的真正命运结局的研究，探讨了这篇小说中个体解放与群体解放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丁玲对于社会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思想的困惑与反思。《在医院中》则更鲜明地举起了批判的大旗。小说中陆萍的思乡病，恰恰就是文化现代性抵抗社会现代性的一个积极的表现。然而正如小说中的陆萍最终被说服一样，处于延安特殊时期的丁玲最终接受了社会现代性对其文本中表现的文化现代性的规训。 本文选取丁玲极具现代性内在自反特征的两部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旨在表明作家在表现自我和展现时代与历史之间充满无限张力，而这种张力和冲突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道风景。

论蒋子丹对荒诞小说的接受

作者： 孙平   来源： 湘潭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加缪   海勒   蒋子丹   荒诞小说   接受  

描述： 蒋子丹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黑色幽默和荒诞色彩的作家,她的荒诞小说独具特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她早期的小说创作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对外国荒诞小说的接受是她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蒋子丹对荒诞小说的接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与之相对应,她的荒诞小说也经历了细节荒诞到逻辑荒诞两个阶段。 蒋子丹荒诞小说有着明显的受加缪、海勒小说创作影响的痕迹。她的荒诞思想来源于加缪的荒诞小说《局外人》、《鼠疫》和《西西弗的神话》理论,但她更关注现实,擅长表现现实一隅或一种主题的荒诞,主要包括女性追求理想爱情的荒诞和浓厚的死亡意识;她也积极吸收了加缪对荒诞的反抗思想,主要表现为个人对荒诞命运的反抗。对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接受主要表现为风格和创作手法方面:黑色幽默的写作手法和风格,“人物展览式”的故事结构。 蒋子丹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正值20世纪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高潮时期,文坛活跃的创新氛围使她接触并积极吸收外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独特的个性、经历和作家编辑双重身份以及父辈的影响,使她选择了加缪和海勒的荒诞小说,并创作出强烈关注现实的荒诞小说系列。

融合之旅：论《喜福会》中的和谐伦理观

作者： 唐丽芳   来源： 湘潭大学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和谐伦理观   文学伦理学批评   谭恩美   《喜福会》  

描述： 谭恩美(Amy Tan)是一位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喜福会》(1989)是她的处女作。这部作品描写了作者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以真情实感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共鸣。许多论者已经从文化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解读，但从伦理的角度对作品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文学伦理学批评由聂珍钊教授于 2004 年提出后，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批评方法注重对文本的细读，强调从作品的细微之处去发现作者的伦理倾向，从而为人们的现实行为方式提供启示。谭恩美是第二代美籍华人，她既受到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影响，又接受了中式家庭儒家思想的熏陶。被夹在家庭与社会，母亲与美国白人之间，她陷入代际冲突与异质伦理冲突的纠结中，这种焦虑与尴尬的处境使她对和谐有一种强烈的期盼。谭氏的和谐伦理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小说中四对母女由冲突到融合的趋势体现了她对代际沟通和异质伦理沟通的渴望；同时，四个女儿摆脱婚姻家庭危机，最终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体现了她对异质伦理沟通和种族融合的期待。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人们的共同呼声，谭恩美的和谐伦理观无疑是期盼世界和平的有力佐证。 文章继导论部分介绍其理论背景和课题价值后，在第一章陈述小说中的两种人际冲突：母女冲突与美籍华裔与美国白人之间的族群冲突。第二章分析冲突的原因。首先分析中国与美国两种伦理体系本身的差异与冲突，然后分析现代社会代际冲突明显加剧的原因，再结合文本对小说中的人际冲突作具体的伦理剖析。小说中的母女冲突既反映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代际冲突，也体现了中美异质伦理思想的冲突；华裔与美国白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则反映了因伦理思想差异仍未完全消除的种族隔阂。第三章重点论述冲突的消解和谭恩美的和谐伦理观。首先论述了代际冲突和异质伦理冲突融合的可能性，再结合文本分析冲突是如何得到消除的，最后结合已有的研究、小说的自传性叙述特点来揭示谭恩美的和谐伦理观。结论指出，谭恩美是一位感情细腻的女性作家，通过超越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母女关系的写照，她表现了独立的、独特的伦理观，并且以此隐喻了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处理与如何才能处理好这样的关系。她用自己的作品传达了世界人们的和平心声，并用自己的亲历身受为人们指明了一条通向和平发展的融合之路。